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域，海洋治理因其空间的流动性、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利益的多元性，一直是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长期以来，我国海洋治理受制于物理空间的局限，陷入了“看得见的管不了，管得了的看不见”的效能困境。卫星遥感虽广域但滞后，船舶巡逻虽精准但低效，岸基监控虽稳定但局限。传统的、线性的治理模式，已经难以适配海洋强国战略对精细化、智能化、全域化治理的迫切需求。

低空经济的异军突起，是一场产业革命，更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。它以无人机、直升机、eVTOL等低空飞行器为载体，凭借其垂直起降、灵活机动、近距感知的独特优势，正在填补卫星（太空）与船舶（海面）之间的观测空白，构建起一个全新的“空中治理维度”。低空经济不是海洋治理的简单工具叠加，而是通过重构空间感知、重塑响应机制、重建治理范式，为海洋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底层技术逻辑与核心战略支撑。

一、治理困境：传统海洋治理模式的结构性瓶颈

研究当前我国海洋治理的现状可以发现，其效能瓶颈不是源于人力投入不足，而是源于物理空间与技术手段的双重结构性矛盾。

首先是空间覆盖的“盲区困境”。我国管辖海域辽阔，岛礁众多，滩涂、养殖区、近岸海域等复杂地形往往是船舶难以抵达的“死角”。传统的岸基雷达与船舶巡逻，本质上是一种二维平面的管控模式，对于垂直空间的动态变化缺乏有效感知。这种“平面化”的治理逻辑，导致了监管的碎片化与滞后性。

其次是响应效率的“时差困境”。海洋突发事件（如溢油、赤潮、非法捕捞、人员落水）具有极强的时效性。传统模式下，从发现险情到派遣船舶抵达现场，往往需要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，错失了处置的“黄金窗口”。这种“慢节奏”的应对，与海洋环境的“快变化”形成了尖锐对立。

最后是成本效益的“失衡困境”。大型执法船艇的建造、维护、燃油及人力成本高昂，且受海况影响极大。依靠“人海战术”和“船海战术”进行全域覆盖，在经济上不可持续，在技术上也难以实现常态化、高频次的巡查。

这三重困境相互交织，使得海洋治理长期处于“被动防御”状态。要突破这一瓶颈，必须引入一种能够打破物理限制、实现全域覆盖、极速响应的新型技术范式——而低空经济，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钥匙。

二、技术赋能：低空经济重构海洋治理的底层逻辑

低空经济对海洋治理的赋能，不是简单的“无人机+巡逻”技术拼接，而是基于空间、数据、效能三个层面的系统性重构，其底层逻辑在于将海洋治理从“物理依赖”转向“数字依赖”。

（一）空间重构：从“平面管控”到“立体感知”

低空飞行器的核心价值在于垂直空间的穿透能力。它将海洋治理的视角从海面拉升至百米低空，形成了“空—海”联动的立体感知网络。

在这一维度下，无人机可以轻松穿越复杂的岛礁群、深入狭窄的养殖区、覆盖广袤的远海海域，实现了对传统盲区的无死角覆盖。这种立体化的感知，使得治理者能够同时掌握海面的宏观态势与微观细节，实现了从“点”到“面”再到“体”的全域掌控。

（二）数据重构：从“经验判断”到“智能研判”

低空经济搭载的光电、红外、多光谱、合成孔径雷达（SAR）等载荷，本质上是一个移动的空中数据采集站。

它能够实时回传高清影像、温度数据、水质参数等海量信息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与AI算法的结合，这些原始数据能够被快速解析、识别与预警。例如，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自动圈定非法养殖网箱、追踪溢油扩散轨迹、监测珊瑚礁白化程度。这使得海洋治理从依赖人工经验的“模糊判断”，转向了基于数据模型的“精准研判”。

（三）效能重构：从“人海战术”到“人机协同”

低空经济极大地优化了治理资源的配置效率。一架长航时无人机的作业半径可达数百公里，续航时间长达数十小时，其巡查效率是传统船舶的数十倍，而成本仅为其十分之一。

在应急救援场景中，低空飞行器能够在几分钟内抵达事发海域，投放救生圈、建立通信中继、引导救援船舶，将“被动等待”变为“主动出击”。这种人机协同的模式，不仅降低了治理成本，更将治理者从危险的一线作业中解放出来，专注于决策与指挥。

三、战略路径：构建“空天地海”一体化的智慧治理体系

要将低空经济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，不能停留在单点应用层面，必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，构建一个系统性、一体化的治理架构。

（一）构建全域覆盖的低空海洋感知网络

应在全国沿海重点海域（如环渤海、长三角、珠三角、北部湾）统筹规划，建立常态化低空巡检航线。

整合固定翼长航时无人机（负责远海广域普查）、多旋翼无人机（负责近岸精细巡查）、直升机（负责应急救援与人员投送），形成高低搭配、远近结合的混合机队。通过网格化布局，实现对我国管辖海域的全天候、全覆盖、高频次动态监测。

（二）打通陆海空一体化的数据中枢

数据是治理的血液。必须打破海洋、海事、海警、交通、环保等部门的数据壁垒，建立国家级海洋低空治理大数据中心。

将低空采集的实时数据与卫星遥感、岸基监测、海洋浮标、船舶AIS等数据进行深度融合，构建海洋数字孪生体。实现“一张图”管控、“一平台”调度，确保数据在各部门间无缝流转、指令直达、闭环处置。

（三）完善适配海洋场景的低空法规标准

海洋低空飞行具有特殊性（如海风、盐雾、电磁干扰、远离地面基站），现行的空域管理法规难以完全适配。

亟需制定专门的《海洋低空飞行管理办法》，明确海上空域的划设、审批流程、安全规范及应急处置预案。同时，建立海洋无人机作业的技术标准、数据标准与取证标准，确保低空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。

（四）培育政府主导、市场参与的应用生态

海洋低空治理不能仅靠政府投入，应引入市场机制，培育多元化的服务主体。

鼓励科技企业、通航公司参与海洋测绘、环境监测、物流补给、海岛旅游等市场化服务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PPP模式等方式，形成“政府监管、企业运营、科技支撑”的良性生态，实现低空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双向赋能。

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，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。两者的深度融合，不仅是技术的跨界，更是治理的升华。从“靠船跑、靠人看”的传统模式，转向“空天地海”一体化的智慧模式，是海洋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低空经济以其独特的空中视角，为守护蓝色国土、经略海洋空间、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。我们必须抓住这一风口，以技术创新驱动制度创新，以低空赋能海洋，为建设海洋强国筑牢坚实的空中防线。

（作者系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）

作者简介：

王东（1982-），男，汉族，山东滨州人，中共党员，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。现任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、硕士生导师，兼任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教授、兰考焦裕禄精神研究院执委会副主任、山东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。

主要从事乡村振兴、海洋经济、海洋思政研究。主持横向课题3项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省部级、厅局级课题多项；出版《焦裕禄精神新实践——兰考县精准扶贫研究》等专著2部，在《学习时报》《理论视野》《中华合作时报》、等报刊与期刊发表理论文章、学术论文30余篇，曾获省级征文一等奖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。